作者: 呂慶雄博士
香港福音證主協會副總幹事（培訓）
疫情對教會的衝擊，並不只是網上崇拜或各類線上線下聚會及牧養的考慮，還可能是另一輪的變革浪潮。這幾年香港教會所遇到的，是從未遇上的動盪。除了疫情，現在面對社會運動、國際政治與經濟衝突、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，甚至中央政府的施政，信徒都會問教牧同工如何回應。而信徒也透過言語上的評論，或轉教會、離開教會、移民等選擇來回應。
教會觀的共同基礎
根據疫情下教會發展的需要，較多的討論回到教會觀的問題。其實教會作為信徒群體這定義，向來都頗清晰，不過，在我們日常對話中，不少時候在討論堂會情況時，用上「教會」一詞，同時又誤把堂會的運作模式，視為不可改變的教會傳統。過去討論的「健康教會」、「目的導向教會」、「使命教會」、「無牆教會」，甚至近日提出的「微型教會」，前提都假設了教會是信徒群體，在這基礎上發展不同「類型」或「功能」的堂會組織，或突出堂會組織的某些職能。
若該變的不變，便不能應對時代需要，若刪除了不該變的部份，教會便可能只是一個掛上宗教名目的社會組織。堂會變革，除了堂會牧者外，還有其他不同的持份者，包括不同背景的會友、宗派，其他堂會牧者及神學家等。而討論教會觀的原因，正是因為不能假設，所有持份者都擁有同一理念，或對教會觀有共同理解。
大體上，不同宗派都接納來自《尼西亞信經》中「我們信使徒所立的獨一聖而公的教會」一段作為討論教會觀的共同基礎。教會的標記是：「使徒所立」、「獨一」、「聖潔」和「大公」。另外，也引用彼得前書二9，提出教會作為信徒群體的道德責任。近年筆者有機會遇上不少能持守召命的教會領袖，他們均以廣闊的教會觀，甚至天國觀來看今日的事奉轉變。他們並不是以發展自己堂會會友為目標，反而看到社區需要，便推動聯合事工，主動分享資源，幫助有需要的鄰舍。也有持守在黑暗中為公義發聲的群體，願意為那些被壓迫的、被邊緣化的族群挺身而出。
教會處境的討論
然而，環境轉變，也把平時看不見的的差異突顯出來。對香港教會來說，持有不同立場而引起爭論並不是新事，除了社會運動，對靈恩運動和同性戀等不同立場的爭論時有發生。理論上在同一信仰群體內成長，理念與價值就算不完全一致，也應該甚為接近。有一向倡議教會應進入社會的教牧同工，在社會運動期間，突然遭到一些會友對牧者「講政治」表達不滿，認為政教分離，意思就是教會不應談社會事務，只講傳福音。這教會牧者感到大惑不解，後來發現，過去沒有在這議題上多教導，但假設了會眾的想法應該一致。
堂會牧者過去多由上而下發放資訊與教導，任務是把基督的道理講得明白，會眾便自然會接受。認為有足夠的聖經教導，在實踐上應會一致。可是，若過往堂會缺乏討論社會議題的機會，聖經教導如何在當前處境下實踐，可能有不同取態。特別在今日社交媒體資訊泛濫的時代，會眾如何接收及解讀各種來自不同途徑的信息，牧者不得而知。面對社會議題，他們「突然」提出相反意見，教牧確實難以應付。更大的問題是，這些討論往往多以立場先行，忽略了聆聽「異議」作為溝通對話的大前提。原來，就算認知上有共識，但實踐上因對處境的不同解讀，結果又可以截然不同，教會變革又可以從何出發？
認信群體
德國系統神學家潘能伯格(Wolfhart Pannenberg)面對教會世俗化時，提出教會合一只需要一個條件，就是對基督的認信(confession of faith)。潘氏年代的西德教會與今日的情況有些相似，教會有不少「離堂會」信徒。當時的西德，只有15%新教徒有恆常參加教會聚會，天主教則有25%。但不去教會的並不代表他們更不敬虔，他們也是認信群體，潘氏稱他們為「沒有堂會生活的基督徒」(Churchless Christians)，他甚至形容恆常去教會聚會的也許只是習慣，個人跟神的關係不一定密切。
若認信群體被視為教會，現時作為社會組織的堂會，可被視為教會的一種體現，而不是教會唯一呈現的方式。只要有認信群體，而他們的行為，反映了是基督的跟隨者，他們就組成了教會。作為認信群體，他們可以是流動的，可以是沒有組織的，也可以是屬於當地組織的成員，即堂會成員。
在可預見的未來，移民潮會否是另一輪的教會變革潮？這段時間離港的移民，有別於以往，一方面是短時期大規模移居一兩個國家，二方面因應網絡通訊發達，他們與香港，以至全世界的粵語群體，仍保持緊密溝通，三方面現時網上崇拜的普及，移居了不同地區的信徒，仍可以自由地與不同教會群體一起崇拜。他們可以有四種選擇：
一．維持與母會的關係，仍是原來堂會的會友；
二．加入移民地區的堂會，成為新會友；
三．植堂以建立新堂會；
四．不刻意轉會或加入新堂會，在網絡和實體與其他信徒聯繫。
若我們接受合一的教會不是建立在宗派、教制、禮儀之上，這次移民潮會否帶來新形態的堂會發展？以往針對年輕人的教會較著重詩歌敬拜。針對較基層信徒的講道要淺白，甚至可以夾雜較「粗俗」的俚語。而網絡時代，因應人的需要不同，網上聚會也是其中一種形態。
堂會運作的改變
由於環境的改變，時代的需要不同，堂會事工的形式與內容應該也有不同。但到底如何作出改變的決定？很多時候我們會因應目標對象的改變而變，但也有因為傳統而拒絕改變。變與不變之間如何取捨？
一．改變來自對處境轉變的研判
受到時空與處境的限制，不同時代與文化的堂會，便有不同的架構及事工模式。例如，今日的兒童主日學其實只有二百多年歷史，由十八世紀英國出版商人羅伯特．雷克斯(RobertRaikes)開始。他不忍看到童工沒有受教育的機會，於是在周日以聖經為教材，教導這些童工識字，後來發展至由教會推動的兒童主日學事工。而華人教會的主日學事工，更只有一百年左右的歷史。而今日的主日學重點，已不是針對童工的識字需要，而是信徒子女的靈命培育。
疫情下，社會環境有所改變，不同堂會由於成員不同，需要不同，改變的形式與幅度也不一樣。同工團隊需要停下來，安靜禱告，共同探討如何調整事工。
二．改變來自聆聽
另一個改變的調整是來自聆聽。以討論多時的青少年人流失的問題為例，在疫情期間，更突顯對這年齡組別的誤解。一般人以為年輕人喜歡上網，他們就算不投入，也不會抗拒各類型的網絡聚會。怎料，研究結果剛好相反，他們竟是最不投入的一群。這種錯判，源自與青少年人缺乏溝通，只憑表面觀察便作判斷。堂會的決策者若未能把握青少年人的想法，便提出改善他們投入教會的建議，恐怕只會繼續錯判，繼續徒勞無功。
因此，在研判的過程中，不能閉門造車，要聆聽目標群體的真正需要，不能由上而下作決定。
三．改變是一個邀請過程
筆者問過一年青牧者，他們教會在疫情中如何推動各種變革？包括進行各類網上聚會，以及針對青少年人的一些特別活動，同工團隊為何可以同心前進？原來是主任牧師的一句疑問，以及一個邀請。主任牧師年初時問一句：如何做到崇拜直播？年青同工便把所知的都講出來，牧師便請他們一起嘗試，如此，眾多改變都由這些年青同工執行，牧師認同之餘，還幫助說服其他人接受。
堂會進行網上崇拜，今天的形式與大半年前應有所不同。不論人手安排、直播或錄播形式，以及所選用的器材及軟件都有所不同。改變是一個過程，特別是今日的疫情還在日日變化，我們都可能習慣了，每項計劃都需要兩至三手準備。而變革其實是一連串的實驗，經過不斷嘗試的過程，才有機會達到期望的結果。單靠一人之力是不可能做到的，賦權委任是唯一有效的出路。
以上三點雖以本地堂會事工作例子，是否也可應用於移民潮，甚至重新建構這時代的堂會運作的改變？回到根本，不論時代怎樣變，疫潮影響多大，建立信徒為真實的認信群體，不論在哪裡也是基督忠心的追隨者，那裡便有好見證的教會。
(原載於伯特利柏祺城巿轉化中心《 城市心》 22期 2020年12月，承蒙作者同意，於此轉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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